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，父亲已经站在院门口等候。我套上深蓝色的校服外套，将装着白菊和水果的竹篮往肩头一搭，跟着他踏上了去祖坟的山路。山道两侧的野樱树刚抽新芽，细碎的花瓣混着湿润的泥土气息，在晨风里打着旋儿。父亲说，今年是太爷爷去世二十周年，按照老规矩，我们得用新扎的柳条重新给墓碑系上红绸。

沿着蜿蜒的山径走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望见半山腰那方被松柏环抱的青石墓碑。碑上"清德传家"四个字在阳光下泛着微光，边缘的刻痕已有些模糊，像是被岁月磨平了棱角。母亲从竹篮里取出带来的糯米糕，父亲用小刀轻轻撬开石碑背面的暗格，取出珍藏多年的族谱。泛黄的宣纸上，太爷爷的名字旁还留着铅笔标注的"1943年冬"——那是他参加抗日游击队牺牲的年份。

"你太爷爷当年带着二十多个乡邻在山里坚持了三个月。"父亲的手指抚过族谱上密密麻麻的批注，"他们用竹筒当望远镜，用柴刀磨成土枪，把日军的粮仓烧得只剩焦土。"我的视线落在远处山坳里新栽的松林上，那些树苗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仿佛与记忆中的烽火连天重叠。忽然想起去年清明在县档案馆看到的旧报纸，标题是《游击队长王德昌率部奇袭敌营》，而报纸右下角的小字记载着："王德昌，字清和，系本县王家庄人。"

正午的阳光穿透云层时，我们开始清理墓碑周围的杂草。表弟用小铁铲挖出几块残破的瓦片，母亲说这是太爷爷当年埋下的火药引子。"那时候物资匮乏，他们用竹筒装火药，埋在墓道两侧当信号。"父亲的故事让我想起去年参观抗战纪念馆时看到的展品：用竹筒改造的简易雷管，内里填着浸透桐油的棉线。讲解员说，这种装置在遇到敌军时点燃，能造成很大的破坏。

扫墓结束后，我们沿着山道往回走。表弟突然指着路边的野花喊："快看！"原来是一丛开得正盛的二月兰，淡紫色的花瓣铺满整片山崖。母亲蹲下身采摘了几朵，别在父亲的白衬衫上："你太爷爷最爱的花就是二月兰，他说这种花能在最艰难的时候绽放。"这句话让我想起族谱里夹着的半张信笺，字迹被火漆烫得卷边，但还能辨认出"待敌退则归，花发时则安"的字样。

暮色四合时，我们坐在山脚的溪石上分享带来的茶点。父亲从背包里取出个褪色的布包，里面装着太爷爷留下的钢笔。"这是他在战地医院写病历时用的，笔帽上刻着'医者仁心'。"笔杆上还留着道浅浅的划痕，据说是某次突围时被子弹擦过的痕迹。我摩挲着冰凉的金属表面，忽然明白为什么太爷爷的墓碑前总摆着白菊——那些洁白的花瓣，或许正是对生命最庄重的告慰。

山风掠过耳际时，我看见天边晚霞如血。父亲说今晚要给太爷爷的牌位上香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总爱在清明放风筝。那时太爷爷会把我举上竹竿，让我看天上的纸鸢。"等风筝飞得够高，就能把思念捎给在天上的爷爷。"这句话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，如今却成了无法复制的遗憾。但当我抬头望向缀满星子的夜空，仿佛又看见那只纸鸢在云层间穿梭，带着漫山遍野的二月兰，朝着星辰的方向飘去。

归途的车灯划破夜色，后视镜里映出母亲鬓角新添的银丝。我握紧竹篮里剩下的半块糯米糕，突然意识到清明不仅是祭奠，更是与历史的对话。那些被松柏掩埋的往事，那些刻在族谱上的名字，那些藏在钢笔划痕里的故事，都在提醒着我们：生命的长河奔涌不息，而每个个体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浪花。当山风再次吹起墓碑上的红绸时，我仿佛听见太爷爷在说：记住，你们都是山间的二月兰，要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把春天开得最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