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日的蝉鸣声里，我常坐在老槐树的浓荫下翻看泛黄的相册。相片里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着"我要当医生"的纸牌，旁边站着穿白大褂的爷爷。这个被岁月模糊了角落的梦想，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悄悄生根发芽。

七岁那年，我在社区医院当小志愿者。消毒水混合着药水味的空气里，我踮着脚给老奶奶测血压。当听诊器传来规律的"咚咚"声时，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突然握住我的："丫头，你眼睛亮得像星星。"那天回家路上，我特意绕道经过药店，把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换成听诊器模型。玻璃柜里的金属圆盘反射着夕阳，在掌心烙下滚烫的印记。

十二岁生日那天，我获得了人生第一枚奖牌。物理竞赛的领奖台上，聚光灯刺得我睁不开眼。台下妈妈举着摄像机的手在颤抖，镜头里我的白大褂被汗浸出深色痕迹。散场时我忽然发现奖牌背面刻着"愿科学照亮世界"，这行小字像电流般划过心脏。回家路上经过天文馆，穹顶星空下我摸着冰凉的球幕，突然明白爷爷的白大褂和天文的穹顶都是探索的衣裳。

十五岁的暑假，我跟着生物老师去山区支教。斑驳的黑板前，我举着自制的显微镜教孩子们看萤火虫翅膀的鳞片。有个叫小满的女孩趴在讲台边，睫毛上沾着粉笔灰："老师，我以后也要造会发光的翅膀。"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那个攥着听诊器模型的小女孩。那天夜里，我偷偷修改了申请信，把"医学博士"改成了"生物发光材料研究员"。

高考前的晚自习，我总在课桌角摆着三个玻璃瓶。紫苏叶、薄荷茎和干枯的蝉蜕，是不同阶段的梦想标本。当录取通知书从麻袋里滚落时，我却在生物实验室的离心机前泪流满面。指导教授递来沾满试剂的护目镜："真正的梦想会自己长出翅膀。"此刻我忽然懂得，当年举着纸牌的小女孩，早已把听诊器、奖牌和显微镜熔铸成新的梦想。

如今站在实验室的落地窗前，我调试着培养皿里的荧光蛋白。晨光中，无数微小的光点正在暗处苏醒，像极了那个夏天老槐树下的萤火虫。泰戈尔说"生命不是一支蜡烛，而是一支火炬"，或许梦想从来不是终点，而是照亮每个阶段的星光。当培养皿里的光终于汇成银河，我听见七岁的小女孩在风中轻笑，她手中的纸牌早已化作漫天星斗。